「我們國家整理好了，不特要滅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趕出蘇伊士運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縣之』。」蔡元培聽到這裡，聲色俱厲地道：「這除非你做大將！」傅斯年驚得一下醒了酒。
最可痛恨者，為學問而學問
顧頡剛是提出「大禹是條蟲」的疑古派史學家，素有反對大漢沙文主義的立場，此時主持《邊疆》，立意良善，傅斯年卻為此大為緊張，認為有鼓勵分離意識之嫌。於是去信曉以大義，主張研究必須以「中華民族是一個」為目的。
傅斯年的北大情結嚴重，認為萬大皆下品，唯有北大高，對跑到燕大教書的顧頡剛冷嘲熱諷，顧頡剛置之不理。但這次搬出分離主義這頂大帽子，顧頡剛不敢大意，於是在《益世報》依傅斯年建議發表《中華民族是一個》長文。
此文符合國策，受到高層重視，大為轉載，報紙以斗大的副標強調「凡是中國人都是中華民族，在中華民族之內絕不再析出什麼民族」，直指所謂民族自決只是西方與日本帝國的陰謀。傅斯年也對這位老朋友以大局為重表示滿意。這篇文章當然不是學術著作，可惜的是一代史家顧頡剛，最終還是在國家艱難的時刻和傅斯年站在同一邊，選擇了學術研究必須服務於政治的立場。然而此文引發任教於雲南大學的年輕學者費孝通質疑。那時費孝通剛學成回國，受過西方完整的人類學訓練。費孝通以學術的觀點討論民族的定義，在《邊疆》發表《關於民族問題的討論》，不同意顧頡剛的主張。
超過半個世紀之後，費孝通在顧頡剛百年誕辰的紀念會上回憶，當時他並未被說服，但他立刻洞察到顧頡剛的愛國情操，於是決定不再回應，學術再度靠邊讓路。之後費孝通很快通曉在中國的學問之道，終其一生，官學兩棲。晚年提出「多元一體」的大中華民族格局，受到中央高度賞識，成為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學者第一人。
但傅斯年卻玩起打小報告的把戲。在傅斯年眼裡，費孝通當時只是個小學者，背後的主腦必是他的老師吳文藻，於是直接寫信給資助吳文藻研究的基金會董事長朱家驊與總幹事杭立武，大罵這些學者「為學問而學問，不管政治…最為可痛恨者此也。」還說學問固然不應受政治支配，但「若以一種無聊之學問，其惡影響及於政治，自在取締之列。」傅斯年提議將吳文藻調離雲南，到沒有少數民族可做研究的地方，以免受其壞影響。就這樣，吳文藻被迫放下多年的田野調查，解散昆明的「民族學會」，攜家帶眷離開昆明。
傅斯年不以此為滿足，為永絕後患，去函國民黨高層，要求加強國府剛頒布的《戰時圖書雜誌原稿審查辦法》，該辦法原本允許學術著作不必原稿送審，但傅斯年認為這是讓假學術之名的壞思想滲透的漏洞，建議中央研究院參與審查，以利政府對學術研究控管。一年之後，國府依其方向修正，發展出一套學術審查制度。1942年8月，蔣介石在青海西寧對各民族代表演講，說中國只有一個中華民族，漢滿蒙回藏實在應稱為宗族。傅斯年能上達天聽，豈是一朝一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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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蔣幫國民黨的)中華民族的理論發展到最後，從五族共和，進展到"中華民族只有一個""是一個"，革命之初，已有"認識"的其他四族
滿蒙回藏，其實只有成為漢，也就是被漢化一種道路，
難道蔣介石會特地幫你弄好台文標準化統一化、各原民語標準化統一化嗎?讓他們在學校裡出現嗎?
當然不是，他的學校裡只教一種漢語音，還會禁止學生在學校公眾場合講他們的族語。更別說讓其他語族有他們的知識文化符號，可以獨立成長，自己去接西方文化了。
蔣幫的"漢"之所得勝，其實更早是孫中山的"漢"，因為他們是廣東人浙江人，離歐美日是最近的，因此近代中國的歷史並不同於過往的，從內亞東北亞往東南西南壓下來，而是沿海最靠海最便於接觸西方人、日本人的可以獲得最大資源的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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