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kknews.cc/zh-tw/history/83pkkn.html
先說秦始皇焚書坑儒，指鹿為馬的故事....
第一，這告訴我們權力者可以任意扭曲歷史
第二，秦以前必然還有別種文字、六國史的觀點存在
西晉太康年間在汲郡魏襄王墓出土整理的戰國竹簡「汲冢書
這魏王大概也是戰國晚期的人物，竹書紀年可以稱為戰國魏國史書的一種，
秦後，不只是法家治術，法是明擺著界線，人民要越界了便受罰。
還有儒術約制呢，
儒者便是擅於神話與製造故事的一批人，
https://mp.weixin.qq.com/s/UbKk0XgDr0UdDKwIBoNl1Q
https://kknews.cc/zh-tw/history/83pkkn.html
這連結相對簡單直率，
一提起堯舜，我總是第一時間想到一句詩「堯幽囚，舜野死」。這句詩出自李白的《遠別離》，其中有云：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雲堯幽囚，舜野死。李白雖說的含糊，但也能看出他的意思：堯禪位於舜，舜禪位於禹，其原因就是君王用人不當，權力落在臣子的手中，如同龍成為了魚一樣。而臣子奪了君王的權，就會像鼠變成了老虎一樣。如果發生這種事，其下場就會像堯舜一樣悲慘，堯被囚禁起來，舜孤寂地死在野外。
儒家，其實中華民國台灣大部分的老師也是照著這個脈絡在灌輸學生的...
但你看李白、毛澤東這種體驗過風浪權力人生的人的真實感想怎樣?
難怪一般認為唐代受儒文化的影響較小
皇帝一旦把權力交給另一個人，下場只有 被軟禁 或 流放而死
至少有兩本書都記載了堯、舜、禹「禪讓制」的真相，一本是《竹書紀年》，一本是《山海經》。為什麼要用這兩本書來證明呢，因為後面的史書實在不大可信。一來 《竹書紀年》和《山海經》都成書於戰國時期，成書時間遠比後面的史書時間早。二來這兩本書一直埋藏在墓中，反倒躲過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秦始皇后面有些史書我們必須謹慎對待其真實性，因為秦始皇不僅焚了許多書，還篡改了許多書。這一切都是出於他的政治考慮。
近代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在談到《竹書紀年》時就說：這本書可以糾正司馬遷《史記》中的許多錯誤。在談到《山海經》時說：《山海經》的價值在於，一是保存了古神話，二是反證了儒家如何把神話傳說當成歷史來寫。
《竹書紀年》說：「堯之末年，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舜篡堯位，立丹朱城，俄又奪之」。
說的再清楚不過了——當堯變成老堯後，似乎德性或者號召力方面有所下降了，而舜正羽翼豐滿，周圍有一大幫擁躉，便把老弱的堯囚禁起來。又把堯的兒子丹朱關了起來（丹朱即堯的兒子，偃塞有禁閉之意），不讓他與他的父親堯相見。剛開始篡了位舜並沒有立即當君王，而是立了丹朱為傀儡皇帝，自己在背後做提線人。大約後來連提線人都做膩了，便廢掉丹朱乾脆自己來當吧。
舜是堯的女婿，這勉強是一族內的非和平政權轉移，到了禹....
堯與舜是翁婿關係，為了權力，做女婿的囚禁了岳父，待帝位穩定後，又把岳父流放到了遠方。這種政治鬥爭是何等的殘酷！
禹通過政變方式奪取政權
如果說堯舜之間的矛盾是溫和的話，那麼舜禹之間的矛盾就十分尖銳了，因為在他們之間，不存在任何血緣關係。證明舜、禹之間鬥爭的資料有二，一是《尚書》、《史記》的記載，一是舜帝南巡死於外地的傳說。
第一個證明資料：《史記》和《尚書》的記載。
關於《史記》和《尚書》的記載，有兩個問題值得我們注意：
首先是舜和禹是仇家。《尚書·舜典》記載，舜即位後，懲罰了所謂的四凶：
流共工於幽州，放歡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史記·夏本紀》對此事也有記載：“禹之父曰鯀，……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繼鯀之業。” 在對所謂四凶的懲罰中，共工、歡兜、三苗都只是流放，只有鯀被殺，而鯀的罪名充其量不過是能力有限，治水無方，也不至於死罪。所以屈原在他的《天問》中就為此而憤憤不平：
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舜殺死鯀之後，又啟用禹治水，則帶有讓禹戴罪立功的懲罰性質。所以《列子》說“禹纂業事仇”，禹帶著極其壓抑的心情繼承父業、侍奉仇敵。這種不共戴天的殺父之仇，不能不在禹的心中留下永遠無法抹去的深痕。
其次是兩書記載了一次舜、禹等人參加的會議，而這次會議實際上是一次政變會議。就是在這次會議上，禹聯合皋陶、益，從舜的手中奪取了政權。這次會議記錄就是《尚書》中的《大禹謨》、《皋陶謨》和《益稷》，但這三篇都屬於古文《尚書》，被後人視為不可靠。《史記·夏本紀》中也記錄了這次會議內容，與《尚書》的三篇內容十分接近。我們就以《史記·夏本紀》為據，看看大禹等人是如何成功地發動這次政變的。
《史記》首先說：“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 而實際上，這次會議的三個鬥爭主角是帝舜、禹、皋陶。伯夷似乎是一個中立者，在這次會議上一言未發。
會議一開始，皋陶首先發言，提出“信其道德，謀明輔和”、“敦序九族，眾明高翼”的主張。從表面看來，這是一些不涉及具體事情的抽象政治原則問題，但實際上卻暗藏殺機。因此禹不失時機地追問：“然，如何？”皋陶回答說：“於！在知人，在安民。”緊接著皋陶的“知人”話題，禹便直接把矛頭指向舜，他說：
籲！皆若是，惟帝其難之。知人則智，能官人；能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知能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
“惟帝其難之”就是明確責備帝舜沒能做到“知人”、“安民”，而這對於天子來說，是最大的失職。緊接著，禹舊賬重提，認為“憂乎驩兜”、“遷乎有苗”、“畏乎巧言善色侫人”正是舜沒能做到“知人”、“安民”的重要證據。值得注意的是，禹沒有直接提到自己父親被殺的事，但稍具頭腦的人就能清醒地意識到大禹的話外之音：殺鯀也是舜不知人的證據之一，舜既然不能知道誰是壞人，自然也不能知道誰是好人，他錯殺了鯀。
會議剛開始，皋陶發言比較積極，當舜要求禹發言時，禹第一句話就是：“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意思是：“咳，我有什麼可說的呢！我只知道每天努力工作！”這分明是賭氣的話。而皋陶馬上說：“何謂孳孳？”暗示禹要乘機表功。於是禹就大講自己是如何治理洪水，如何與益和稷一起解決百姓的生活困難，結論就是：由於自己的努力，“眾民乃定，萬國為治”，國家的安定，百姓的重生，全靠自己。禹先批評舜的錯誤，再表白自己的功勞，把自己的功勞與帝舜的錯誤放在一起，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而形成了對舜極為不利的局面。特別是皋陶此時響應了禹一句：“然，此爾美也。”公開表示支持禹，因為禹具有如此的美德。
在表白完自己的功勞之後，禹馬上再次把矛頭對準帝舜，他喝斥帝舜說：
於，帝！慎乃在位，安爾止！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
這幾句話翻譯下來就是：“咳，帝舜！你要慎重考慮你的帝位，你不可輕舉妄動！輔佐大臣們德高望重，已經得到了天下人的擁護。你要放棄一切胡思亂想，等待上帝的明確命令，上天將會重新任命重用那些有德的好人。”“帝！慎乃在位，安爾止！”這哪裡是臣下對君主的口吻，分明是在威脅！“輔德，天下大應”，就是說自己作為輔政大臣，德高望重，已經得到天下人的響應和擁護。所謂的“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就是要求舜帝清除一切不切實際的想法（即正視現實，讓出帝位，不可有其他想法），以等待上帝的安排。而上帝的安排，實際也就是禹的安排，其具體內容就是下一句的“天其重命用休”，上天大概要重新任命好人（休）來接管天下了。而這個好人，不言而喻，就是指大禹本人。
帝舜並沒有就此認輸，他仍然要求大禹說：
籲，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輔之。……女無面諛，退而謗予。
“籲，臣哉，臣哉！”是在警告大禹注意自己臣下的身份，進一步要求對方繼續忠於自己。“女無面諛，退而謗予”這兩句話，更明白無誤地表達出舜帝對大禹行為的擔憂和不滿，他批評禹對自己是當面奉承，背後毀謗。從這幾句話中，也可以看出帝舜沒有絲毫讓位的意思。對此，禹的反擊是：
帝即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
這幾句，《尚書·益稷》寫作：“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孔安國《尚書正義》注：“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無功，以賢愚並位、優劣同流故。” 江灝、錢宗武、周秉鈞《今古文尚書全譯》註釋：“時，善。敷，遍。”翻譯為：
舜帝您不善於分別，好的壞的混同在一起，雖然天天在進用人，也只能是勞而無功。
禹當面指責帝舜品德不善，用人混亂，毫無功勞。面對著禹如此激烈的批評，帝舜也對禹進行了更激烈的回擊，而大禹對舜的回擊也再次作出了自己的反應：
帝曰：“毋若丹朱傲，唯慢遊是好，毋水行舟，朋淫於家，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
禹曰：“予娶塗山，癸甲，生啟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輔成五服，至於五千里，州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道有功。苗頑不即功，帝其念哉！”
兩人的對話，明顯是在相互指責，是在激烈爭吵。帝舜警告大禹不可像丹朱那樣在自己面前如此傲慢，更不能到處遊樂（暗示大禹在全國各地漫遊，未必就完全是在治水），胡作非為，否則將“絕其世”。可以說，帝舜的態度已經嚴厲到了極點，想以此來嚇退大禹。而大禹則有條不紊地進行了反駁，認為自己有子不養，捨身為國，使五千里國土安泰無事，指責帝舜不該把懲罰的矛頭指向自己，倒是應該去考慮考慮如何對付頑冥不化的有苗。
帝舜與大禹的矛盾已經公開化、白熱化，“政治協商”已經無法取得預期的效果，唯一的辦法就是依靠武力來解決問題。在舜與禹爭吵之時，《史記》記載說：
皋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
“皋陶於是敬禹之德”，是說皋陶在這場鬥爭中，完全站在禹的一邊，表示對禹的支持。“令民皆則禹”，是說命令百姓都要聽從大禹的指揮，那自然就是不要聽從帝舜的指示了。“不如言，刑從之”，就是用武力鎮壓那些反對派，皋陶當時“作士以理民” ，掌管全國的司法大權，故而有用刑的權力。
最後兩句“不如言，刑從之”進一步證明這是一次政變，如果像孟子說的那樣，這是一次其樂融融的禪讓，哪裡還用得著“不如言，刑從之”呢？可以說，這次所謂的“禪讓”，是靠武力威脅完成的。
在這次政變中，皋陶起到了先鋒的作用，他的態度之積極，一點也不亞於大禹。為什麼呢？《史記》也間接地給出了答案：大禹曾答應將來把自己的帝位讓給皋陶，以此換取皋陶的支持。《史記·夏本紀》記載：
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
可以說，禹以允諾皋陶為自己的繼承人為代價，從而與皋陶結為政治、軍事同盟，共同對付舜，奪取了天子之位。只是因為皋陶早死，他們的交易沒能最終完成，於是又許諾將來把帝位禪讓給另一個同盟者益。禹奪取帝位後，又使用了各種手腕，最終變公天下為家天下。
《詩經》中有若干禹，但堯、舜不曾一見。《尚書》中除了後出的《堯典》、《皋陶謨》，有若干禹，但堯、舜也不曾一見。故堯、舜、禹的傳說，禹先起，堯、舜後起，是無疑義的。後起者立於前，也是杜撰古史的成例，我們是看慣的。但他們何以發生了關係，這個問題我們應該探索一番。
玄同先生說堯為高義，舜為大義，意義相承，可見出於同時，有互相關係的可能。至於禹，我們看《洪範》，明明說是上帝殛鯀之後而繼起的；看《呂刑》，也明明說是上帝降下來的；看《殷武》、《立政》，又只說禹跡而不言舜域。他只有受命於上帝，沒有受命於人王。他乃是獨當一切，不是服政效忠。若照後世人所說的堯、舜、禹之關係看來，則禹所畫的九州原是堯、舜的天下，何以反把這兩個主人撇落在一旁呢？
《詩》、《書》中言禹的九條，全沒有做了堯、舜之臣的氣息，不必提了，就看偽作的《禹貢》，也是說：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錫土姓。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禹錫玄生，告厥成功。
這是何等的獨斷獨行，稱心佈置！這何曾有一點兒做了他人的臣子的意味！末句所謂“禹錫玄圭，告厥成功”，乃是告成功於上帝，上帝把玄圭賞賜與他，與《洪範》的“天錫禹洪範九疇”正是一例子的事實。（《帝王世紀》和《宋書·符瑞志》有“禹治水畢，天錫玄圭”的話，正作如此解。《偽孔傳》謂“堯錫玄圭以彰顯之”，大謬，《禹貢》上何曾有堯來！）可見做《禹貢》的人對於禹的觀念還是《詩》、《書》上的禹的觀念，而不是諸子上的禹的觀念。
堯、舜的傳說本來與治水毫沒干係，《論語》上如此，《楚辭》上也是如此。自從禹做了他們的臣子之後，於是他們不得不與治水發生關係了。但治水原是禹的大功，口碑載道，堯、舜奪不得的；沒有法想，只得請堯做了一時的矇矒，由他任鯀治水；等到“九年，績用弗成”，堯沒有辦法，就做了堯、舜交替的關鍵，並為舜舉禹的地步。如此，禹的功績既沒有減損，而堯舉了舜，舜舉了禹，成就了這件事，堯、舜也很有間接的功勳，治水的事是他們三人合作的成績了。但殛鯀的是誰呢，大家說不清楚；連一部《左傳》也忽而說堯，忽而說舜（昭七年傳，“堯殛鯀於羽山”；僖三十三年傳，“舜之罪也殛鯀”）。這可以見出一種新傳說出來時，前後顧全不得的情形。
我們既知堯、舜、禹的關係起於戰國，要尋出這個關係的來源，應當先看戰國時的背景。戰國時，四方民族漸漸與中原民族融合為一，各民族的祖先平時不相聞問的，到這時也都胡亂搭湊而成一系。孟子說舜為“東夷之人”，若舜果為東夷的祖先，則他與南蠻的祖先禹先生關係，自在情理之內。但這決不是最重要的理由，因為堯、舜、禹的關係是有意味的，不比黃帝、少{白皋}、顓頊之類的無端湊合。
最重要的理由乃在當時的政治背景。戰國時，各強國的國王都有統一天下的大志，不息的戰爭攻伐，貴族又是說不盡的豪侈，殘傷民命，暴奪民財；人民憔悴於虐政之下，真是創深痛鉅。那時的學者看著人民的苦痛，對於政治問題的解決方法非常要求得急切。解決方法最直截的無過**，**的事原有湯、武的好例在前，所以他們竭力罵桀、紂，頌湯、武。但當時人民對於國王，正和現在人民對於軍閥一樣，雖是疾首痛心到極點，而要自己起來剷除他們的勢力終是無力的。他們在這般有心無力的境界中，只有把自己的希望構成一種根本解決的想像，做宣傳的功夫。根本解決的想像是什麼？乃是政治的道德化。他們想像：若有一個道德最好的天子出來，捨棄了一切的權利，他的目的單是要天下安樂，自然可以“天下為公”，沒有爭奪的事。他們想像：倘若天子的位不是固定的，做天子的必是天下最賢的人，他必能識拔許多賢才做各項的職務；使得天下之民歸心，成就最好的政治。這一種想像就是禪讓說。《墨子》、《孟子》書中這類的話甚多，茲不備舉。
但自古只有父兄傳子弟的局面，而沒有先聖傳後聖的局面，他們鼓吹禪讓說是得不到證據的。沒有法子，就位了兩個“無能名”的古帝——堯、舜——和一個在傳說的系統上列於夏初的古王——禹——做他們鼓吹學說的憑藉。好在這幾個人的事蹟是沒有什麼確實的記載的，你要那樣說就可那樣說，你愛那樣造就可那樣造。堯、舜、禹的關係就因了禪讓說的鼓吹而建築得很堅固了。
但禪讓之說起來時，禹早已做了夏后了：夏是世代相承的，故不得不使他把傳賢的局面改為傳子的局面。然而益相禹的傳說與舜相堯，禹相舜的傳說是有同等的勢力的，故又不得不使他舉益自代。舊史必使他傳啟，新興的禪讓說必使他傳益，但結果又不能違背舊史，亦必使他傳啟，這個謊如何圓法呢？在這一點上，造偽史的人真做夠了難題了！《國策》道：
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
這一說是歸過於啟的，然已有“禹令啟自取之”的嫌疑了。《天問》道：
啟代益作後。
這是禹已禪益，啟更代益，間接而成傳子的局面。但啟何以代益，是啟搶來呢，是益傳與他呢，這文沒有說明。《竹書紀年》道：
益幹啟位，啟殺之。
這是禹不禪益，啟即代禹，為直接的傳子。但啟何以代禹，是禹有意呢，是啟搶來呢，這文也沒有說明。以上三說足可解釋，但總是禪讓製的惡散場，在“比戶可封”的時候不應當有這種事。於是《孟子》上有一個極巧妙的回答：
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
“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
這一個解釋真是何等的美滿！禹是肯薦益的，益是肯避啟的，啟又是實在得民心的，沒有一個人失德，沒有一個人貪有天下，然而“民意”的趨向如此，禪讓製便輕輕的改到傳子製子！
...
太長了，有心人自己閱讀吧
突然有個切身的感想，小時候父親會要我們不要讀某些小說，例如日本戰國系列遠流那些，應該不是特別他對這些歷史有什麼獨到見解，而是他覺得書裡寫的過於機巧權謀，
有害於小孩身心，我覺得有點像這種情況...
要讓百姓如小孩般，天真無邪，儒家的這種政治神話，才會永遠有人相信。
這是維護政權的極致的做法，也就是不追求真相，讓我們"尚賢"就可以了。
現實太殘酷了
那時，我父寧可我們多點心思在"應試"上頭，也不要我們被這類描述實際人心如何跌宕的故事，那還只是日本人的水準，不是等級更高的中國人故事。
毛本質上不喜知識份子，知識份子的精神導師孔子應該也是反感的很
不會說假話的。
下面還有燕王噲因為信了禪讓，身死國衰的故事
曹丕的故事，
《魏氏春秋》記載了曹丕於禪讓後說過的一句話：
帝升壇禮畢，顧謂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內心os:喔，堯舜原來也就是我跟漢帝搞這齣是吧，得意不在話下XD)
台灣人不要再被儒家綁架啦~~~哎哎哎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