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橋經驗

何為楓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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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對楓橋經驗的概括是 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
實際上，用毛的話來說，就是不必依靠類似於蓋世太保、克格勃之類的秘密警察，而是發動群眾，讓群眾充當 協警 ，讓敵對分子 不由自主地 陷入 人民民主專政的汪洋大海。

毛本人和中共的宣傳機構，對 楓橋經驗 語焉不詳。事件的原始出處，載于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第十冊第四一六頁，是毛澤東 對謝富治在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的發言稿的批語
，內容如下

富治、彭真同志:
此建看過，很好。獎過後，請你們考慮，是否可以發到縣一級黨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寫幾句介紹的話，作為教育幹部的材料。其中應提到 諸暨 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
毛澤東十一月二十日

(這是)當時，任安部長、武警部隊司令員兼政委的謝富治，準備在第二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作題為 依靠廣大群眾，加強人民民主專政，把反對勢力中的絕大多數改造成為新人
的發言。發言稿首先呈送毛審閱。毛閱後做了如此批示。

毛並未提及 楓橋經驗 只說了 諸暨的好例子。諸暨線的經驗，最基本一條是發動群眾、制伏敵人，把共產黨內部速返的方針用於處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揭發出來的【有婆壞活動的地富反壞分子】。楓橋經驗的精髓，說到底，就是發動群眾、加強專政、以【階級鬥爭】為鞏固政權的首要手段。

鄧以來，中共放棄階級鬥爭的提法，強調構建 和諧社會。 令人不解的是，本來是標榜 階級鬥爭的楓橋經驗，又如何舊瓶裝新酒，成為習近平的統治方略?

習近平上台前夕，二零一二年夏，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署名 袁鵬 的文章 【中國真正的挑戰是未來五到十年】。該文聲稱，

維權律師、地下宗教(中國自主(非官方)的宗教皆地下也)、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等五類人正在干擾中國崛起。文章指出，

美國將改變【自上而下】推進民主自由的傳統模式，以這五類人為核心，以期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滲透中國基層，為中國的改變創造條件。

作者袁鵬身為中國國家安全部智庫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所 美國所所長，他的觀點當然不是個人意見，而是中共強力部門的想法。

專制政權的慣用伎倆有兩個: 一是對外塑造敵人，煽動民族主義情結，灌輸仇恨意識，製造一個或多個陰險狠毒的國際敵人。二是對內挑撥分裂，劃分等級，挑起群眾鬥群眾。袁鵬的這篇文章，體現的就是此種中共傳統的文宣手段。

袁鵬文章中的【新黑五類】與毛時代的【老黑五類】有所不同，【老黑五類】基於階級身分劃分的，通過多數人對這少數人實現專政，肆意剝奪這些人的公民權利。

【新黑五類】則是基於權利意識產生，是一群(知道)為自己和大多數人主張公民權利的人。然而，讓人震驚的是，連弱勢群體也被當局劃入【新黑五類】，工農大眾中的相當大部分難道不都是弱勢群體嗎?一個號稱代表工農的政權，偏偏將工農中的大部分視為敵人，何其荒誕!

一個政府不僅不去保護和幫助弱勢人群，反倒將之視為威脅國家崛起的障礙，這是一種赤裸裸的納粹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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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謝富治炮製了 {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
，即堪稱 中國的蓋世太保法 的 【公安六條】。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發布 公安六條。
該文件規定，凡是攻擊毛澤東、林彪的，都是 現行反革命。以現行反革命論處。
而在實際工作中，又擴展到凡對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不滿的，也是反動行為，要依法懲處。

公安六條製造了不計其數的冤假錯案，致使數百萬人家破人亡。比如 【趙建民特務案】使雲南大批幹部群眾受到迫害，一萬四千人被迫害致死。又如【內人黨案】使得內蒙古等地三十四萬六千餘人受到誣陷，一萬六千人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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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富治是中共高官中良心泯滅、以殘酷無情地【整人】來獲取功名利物的代表性人物；習仲勳則是中共高官中極少數良心尚存，以【一輩子沒有整過人】為榮的開明派。

這兩人形成了善惡之兩極。在中共黨內【優敗劣勝】的潛規則之下，謝富治在短短數年間便飛黃騰達，大權在握。成為【中國的貝利亞】

反之，在延安時代地位遠遠比謝富治高的習仲勳，卻成為遭到整肅的對象，失去自由長達十六年之久，雖然在文革的迫害中倖存下來，晚年亦不免精神分裂、鬱鬱而終。
若你是中共體制中的後來者，你會效法他們中的哪一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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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西方政治學的理論來分析 楓橋經驗， 那就是如何讓群眾成為極權主義國家的基礎。

漢娜鄂蘭認為，集權主義首先瓦解公共生活，讓民眾變成原子化的、孤立的個體，他們不再擁有共同的世界、不再是真正政治上相互平等的人並彼此發生關係，\。惟其如此，群眾才會全身心地置身於群眾運動之中，心甘情願地為獨裁制度添磚加瓦。習近平羨慕毛能輕而易舉地達成此一目標，而在今日中國，他還想如此 【運動群眾】已不付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