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8書摘

後毛澤東時代（上）1977-1989錢理群

       後毛，毛死後的這段歷史，在共和國敘事中，人們通常說的「後三十年」，一般命名為「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在錢為「後毛澤東時代」。

我的理由有二，一，開放中國的決策是毛澤東定下的。二，中國的改革開放，「可以說是二十世紀末的新形勢下的『中學（毛澤東思想、文化、制度）為體，西學（西方科學技術、市場管理經驗）為用』，與上一世紀末洋物運動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遙相呼應」－－我在1995年所寫的一篇文章裡，首先作出這樣的判斷。

所謂有中國特色改革開放，包含兩個方面內容，在政治、思想、文化上仍保持毛澤東體制不變。一黨專政、不受監督、制約，不受限制的全面權力獨佔。即所謂「絕對領導」。


經濟上，實行國家宏觀控制下的市場經濟，這正是典型的「毛體西用」。並非絕對，具體的說，被揚棄的是毛澤東的「政治浪漫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烏托邦主義），他思想中的「反體制層面」「平等理想」，他的不斷革命的戰略（錢註：還有階級鬥爭為中心的治國路線）

毛的經濟浪漫主義（自力更生，封閉的經濟體制）則或被揚棄。

或繼續在不同程度上影響領導層的決策，如高速度、高指標的戰略思想等。

毛的體制核心「專制集權統治」雖有一定鬆動，卻基本被保留、堅持下來。即所謂「毛澤東體制不變」也主要指這方面。
-


這涉及對主宰「後三十年」的鄧小平思想的認識。
有研究者認為，鄧小平思想的本質是「半毛半實用主義」（阮銘：鄧小平帝國三十年）
在政治思想領域，鄧小平甚至比毛澤東更史達林主義。

毛曾在1959一次中央會議上稱：權力集中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為副帥。
事實上，反右時，鄧為實際主持人。因此啥都平反，唯反右不反。

毛稱：鄧小平辦事比較果斷。「內部是鋼鐵公司」勸其：『「外面和氣一點」、「柔中寓剛，棉裡藏針。」』顯有意培養為接班人。


文革中被打倒，毛保護之。文革末了，鄧出來工作，毛要其主持並肯定文革，他拒絕。毛仍保護之。毛傳作者云：「這實在是很少見的事情」（逯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下）



直到1976年四月發生天安門群眾運動，把鄧小平推到毛澤東的直接對立面，毛才決定「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卻又拒絕了江青徹底打倒鄧的意見。「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鄧曰：我長期在毛主席領導下工作，就我個人內心來說，對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毛確實了解鄧小平。雖然在文革問題上和毛持有分歧。但在意識型態的正統性，以及維護一黨專政的堅定、鐵腕手段，毛從不懷疑。毛深信鄧不會成為「中國的赫魯晓夫」。


毛自知，在其身後，黨內可能有場激烈鬥爭，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最後大權若是落在鄧小平之手，大概是比較放心的。


事實也是這樣發展，鄧掌大權後，一方面按照自己意志，否定文革。一方面又堅定的擁護了毛的歷史地位。毛的思想領導地位、毛澤東體制的統治地位。歷史也就進入「後毛澤東時代」，基本思想、體制不變，又加上新的時代特點與發展。


我在上一講結尾提到「毛澤東的幽靈」始終籠罩在他身後的時代，就是必然之事。毛體制不變。如何認識與評價毛澤東、毛澤東思想與時代，也必然成為當代中國全民族（上至國家領導層，下至普通百姓。）誰也迴避不了，必將持續論爭的焦點。

才引完言而已。


======================================================================




一、「毛澤東後」中國發展道路的選擇：
（一）上層論爭：鄧小平的決策

    被稱為歷史轉折點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最高領導層曾有過所謂「凡是派」「實踐派」的論爭。1.「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2.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毛澤東的決策、指示、毛澤東思想，也必須經過實踐的檢驗，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應該堅持。證明錯誤的，則應該糾正。」

因此是以華國鋒為首的「文革新貴」與鄧小平為首的「老幹部」，兩個利益集團爭奪中國最高領導權。

也尖銳地提出一個問題，在沒了毛的中國，是繼續堅持毛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階級鬥政治國）或打破毛澤東的禁區，進行新的改革實踐，以尋找新的發展道路？

對鄧而言，一方面作為雄心勃勃的新領導。當然期待走出一條新的道路：（如果是華贏，可能如蘇聯般解體？）文革所造成的災難，已經證明毛澤東階級鬥政治國路線的失敗，民心、黨心要求新的變革。而要邁出新的一步，就必須突破毛澤東的禁區，首先否定文革。並在一定程度上批判毛的遺產－－毛在所據傳的「政治遺囑」裡早就說過，他的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他的任何繼承人都得面對這份遺產。但另一方面，鄧又絕不願意走「非毛化」的道路，後來在接見義大利記者時，針對西方輿論對這個問題的關注，明確回答：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主席。」（鄧小平：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


蔣介石、王明、杜勒斯、赫魯曉夫都是毛澤東心理上不能擺脫的夢魘。現在，我們又發現，鄧也擺脫不了赫魯曉夫，他最不願被看做是中國的赫魯曉夫。順便說一句，當下中國的最高領導則是以「堅決不做中國的戈爾巴喬夫」為底線。兩個俄國人成了毛澤東後中國三代領到人心中的夢魘。

鄧與毛之間存在著根本的一致。鄧雖反對「以階級鬥爭為中心」）鬥不贏毛啊。
對毛治國路線的核心「富國強兵」卻高度認同。『富「國」等於富裕打下江山的人，強兵可禦外掃內何樂不為？』

事實上，對毛而言，「以階級鬥爭為中心」只是達到「富國強兵」的手段。並非絕不可改變。

鄧相對而言也不反對「階級鬥爭」，只是反對「擴大化」。尤其是「擴大」到「黨內」鬥爭。

他堅決拒絕毛「官僚主義者階級」這樣革命性的概念。（革到鄧頭上啦，毛底下鄧就是官僚階級）。拒絕毛「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這樣的遺訓。這是他對毛澤東思想的主要修正。在這一點上，他比毛更為保守，或者說，他比毛更懂得如何維護黨的既得利益。


說的更內在，鄧確實反對毛「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革到無產階級為止，別再革無產的命啦。）在他看來，是「自毀長城」，他不遺餘力要維護的是「無產階級專政」，在他的（鄧）理解裡，無產階級專政的核心又是黨的領導，也就是黨不受監督、制約、限制的絕對權力，這在實質上又恰恰是毛澤東時代體制的核心。

毛澤東的一切改革（1956-1957）、實驗（1958）、革命（1966-1976），都是以鞏固黨的領導地位，強化無產階級專政為前提與目的。鄧小平和毛澤東心有靈犀一點通，就「通」在這維護黨的絕對權力。





鄧：「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1980年3月-1981年6月。鄧小平文選第2卷，頁298）

這延續著毛思路，毛當年說「斯大林這把刀子丟不得」，也是這意思。除了表現鄧「毛澤東主義者」的一面。也還表現了他「實用主義者」和「實踐政治家」的一面。他之所以維護毛，確有實際政治的考慮和謀略。應該說，當時（七十年代末）還未走出文革陰影。黨的威信受民眾質疑，此種情形下，若發動對毛澤東思想的全面清算，可能導致黨的統治危機。進而導致思想和社會的全面混亂，以至動亂。

鄧起草一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胡喬木說「世界的工人階級、左翼知識分子以前把希望寄託在蘇聯，後來失望了，又把希望轉到中國」「其中有的人對「文化大革命」很擁護」現在「文化大革命」以失敗告終對中國也失望了」「對社會主義感到一種失望、迷惘」「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我們的決議要恰當地答覆這個問題」，「我們要把社會主義旗幟高高舉起」（胡喬木，<要把毛主席晚年的錯誤同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1980年7月3日）這是胡喬木在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起草（歷史決議）時的發言，標題為（胡喬木談中共黨史）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640。


--


決議的起草過程中，集中了4000名老幹部。
評毛「拒諫愛諂，多疑善變，言而無信，棉裡藏針。」
黃克誠：「我們不能毀掉自己的信仰」「毛澤東思想有中國的特點，有自己獨特的內容」
「今天，我們要團結人民、戰勝困難、聚精會神、同心同德地搞四化，還要靠毛澤東思想。（黃克誠，<關於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
黃是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彭、張、黃」反黨軍事俱樂部的主要成員，長期受到迫害。在此時站出來替毛講話，格外引人注目。人們因此視為「跟隨毛澤東打天下，又挨毛澤東整的老幹部的代表」，「老幹部對毛澤東的感情就是矛盾的，無論個人受了多少委屈，在維護黨的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蕭冬連:(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1979-198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書版設，2008）頁294。）

陳永貴：「毛主席不能反對，也反對不了，只要不反對毛主席，砍頭也不怕。」
「說工農群眾和基層幹部中，有50％的人，只要聽到說毛主席還有錯誤，心裡就不舒服，「討論中有人引述材料說，有的農村老黨員要求退黨，他們說現在把毛主席說得一無是處，受不了。

鄧對4000人討論的意見是：一、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的時候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連繫得一大批幹部也通不過」二、「現在有些同志把許多問題都歸結到毛澤東同志得個人品質上。實際上，不少問題用個人品質是解釋不了得。即使是品質很好的人，在有些情況下，也不能避免錯誤。這更是捉住了要害。

毛澤東的失誤，當然他的性格弱點個人品質有關，但中國這樣的「人治」國家，特別是個人集權的國家體制下，掌握最高權力的領導人，個人因素是能夠對歷史的發展起到一定作用，但若誇大個人品質的作用，不僅會把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問題，簡化為個人道德問題，變成道德審判，更會掩蓋背後更為根本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體制問題。社會制度的問題。

大多數的討論都侷限在，歷史事實和是非的辯駁上（即承認人治事實，腦中尚無法治相替代）
（只是在評價一任皇帝作為，能評價皇帝也是中國歷史的一小步，當然當時是少數（4000）權貴。也算是中國式赫魯曉夫，三七開功大於過）




最後用所謂黨的「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原則。即所謂「集中正確意見」來解決。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得由鄧小平直接指導制定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思想做出了這樣的評價：

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得。錯誤是第二位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我黨許多卓越領導人對他的形成和發展都做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同志的科學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

對毛領導下的共和國近三十年歷史也做了判斷，將之分為三個階段：
1.建國起前七年（1949-1956）：全盤肯定。
2.中間十年（1957-1966）：成績是「主導方面」，也「有過嚴重失誤」。其中特別肯定反右運動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不足是「嚴重地擴大化」。承認大饑荒主要是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但迴避了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問題。
3.最後十年（1966-1976），則是全盤否定。

這樣的歷史決議，留下兩個問題，一、集中「正確意見」，主要還是鄧的意見。突出在反右的判斷。

錢：我們在前面一再強調，1957年反右運動是共和國歷史的一個轉折點，鄧小平自己似乎也不否認這一點，他明確說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而我們前面討論所表明的那樣，至今依然在制約著中國發展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一黨專政體制，正是在1957年反右運動以後被完善、強化的，因此，我們又稱為「五七體制」。

因此，鄧在八十年代初，堅持反右運動的正確性與必要性，並將總結反右運動經驗，作為其理論基礎的（關於正確處例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勢）是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以及明確表明「今天要繼續堅持和發展」，就絕不僅僅是對具體的歷史事件（反右運動）的評價。而是關係著治國道路的選擇。鄧堅持還是反「右派」運動的邏輯和立場。他要高舉的毛旗幟，奇核心就是要維護黨「獨攬大權」和「第一書記專政」的「五七體制」。

「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其實就是毛在1957年提出的「六條政治標準」的1979年版。

堅持毛路線的「富國強兵」，研究一下怎麼利用外資的問題。「對外開放」，其結果是將中國經濟逐漸融入了世界經濟發展的體系。（對照自力更生）


鄧小平路線的危機：主要是這一新路線內含的經濟決定論、唯生產力論，把中國的改革簡單地歸結為生產力的發展，完全不顧及生產分配合理與否。不顧及可能產生的社會弊端。也脫離了政治、社會、文化的改革。單純發展經濟，加上片面強調「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淡化了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目標。這樣從理論到實踐對社會平等目標的淡化以至於放棄，決定了以後「經濟發展確造成兩極分化」的嚴重後果。

有意思的是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他曾表示，我們搞了多年的社會主義，卻始終不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他說得是老實話，於是就有了他自己的兩個獨特說法。一是「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使國家繁榮富強」（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化」）

另一是堅持社會主義關鍵是堅持黨的領導：又將社會主義目標消解在「鞏固一黨專政」的目標裡。

鄧小平標榜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愛國主義」的核心與本質。正是他以此來統攝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此後中國一系列問題都由此產生。


毛與等路線絕非簡單的斷裂。毛並非拒絕發展生產力，也絕不是不可接受「經濟建設為中心」「對外開放」，（都是手段枝節）

現代中國的獨立、統一和人民溫飽。

毛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烏托邦。VS鄧的經驗主義、實用主義、功利主義。

他之所以選擇市場經濟，對外開放的「大貓」，就是因為可以抓住「發展生產力」這只「大耗子」，至於背後的價值理念、理想。他既不管，也不準備吸收。


胡耀邦表示：可以等等再談，塵埃落定。

陳雲表示：「一定要在我們這一代人還在的時候，把毛主席的功過敲定，一鎚子敲定。」
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將來就可能出赫魯曉夫，把毛主席真正打倒，不但會把毛主席否定，而且會把我們這些做含糊籠統決議的人加以否定」。（轉引自胡喬木在中央書記處的發言（1980年7月31日），見（胡喬木傳）（胡喬木談中共黨史），頁75。）

利用手中權力，以自己的認識，來「敲定」歷史評價，終結歷史研究、討論，壟斷話語權與歷史詮釋權。壟斷的目的，是要防止後人對自己的否定。這是典型的新文化專制。背後是一種統治合法性、合道德的危機感。

鄧的態度很值得注意，他儘管心理明白，對這段歷史的議論「將來也難以完全避免」。但從統治的穩定需要出發，斷然宣布，決議一出「歷史尚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要說也只能「談談對決議內容」的「體會」。決議通過後，他立刻下令：「今後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來說，要在這個統一的口徑下來講話。思想不通，組織服從。他實際要求服從的不只共產黨員，
還包括知識分子，甚至全中國人民。


「輿論一律」的思想箝制，從此，毛澤東、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時代的歷史，包括反右運動、大饑荒、文革，加上等小平自己一手製造的「六四」，全成了禁區。

莫大影響：
首先是對毛澤東思想未做全面清理批判，導致毛時代所有悲劇的理念、觀點、思維方式，特別是體制，都基本不變，或稍受衝擊以後，以新型態繼續維持。（類似轉型步正義）

其二，設置禁區，不准研究、不准進入學校教育，這是實行「強迫遺忘」的思想文化教育。其後果是完全割斷年輕一代與歷史的聯繫。使得今天中國大陸的許多年輕人對反右、大饑荒、文革，對林昭、林希翎、張志新、顧準、張中曉..幾乎一無所知。

其三是簡單將毛思想分為「正確」「錯誤」二分法。
其四以鄧小平意見敲定歷史評價，是新的「凡是」。
「反右」「高饒」「六四」都不能動。
大概確定的是鄧在裡頭不乾淨，都有血跡。

這已經成為當下中國政治的一個難題，而歷史的舊帳不清，中國社會是談不上真正和解、和諧的。這就實際上將鄧小平至於高於黨合國家，高於憲法、法律，甚至高於歷史的地位。這走的正是毛個人獨裁、「第一書記專政」的老路。

四項基本原則是「體」、「根本的」。
改革開放是「用」，是服務、服從前者的，當兩者出現緊張時，其真正的「中心」便會清楚顯現出來。這就是維護黨的絕對權力。

之所以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因為只有生產力發展了，人民收入增加，才能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獲得統治合法性。也正是以維護黨的絕對權力為目標與動力，所以，所謂的「改革開放」必然是畸形的：「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蛻變為「權貴資本市場經濟」：「對外開放」蛻變為國內權貴資本與國際壟斷資本形成「夥伴關係」。「經濟發展」也就相應伴隨兩極分化與資源大浪費、生態大失衡，從而形成「破壞性發展」。

（二）社會民主運動（1978-1980）：改革與發展的另一種選擇和訴求